美文:

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“士”——钱穆

钱穆晚年居台,其著述讲演,始终围绕着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复兴中华文化、重建儒学传统而展开。有关文化方面的著作有《中华文化十二讲》、《中国文化丛谈》、《文化与生活》、《中国文化精神》、《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》、《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》、《历史与文化论丛》、《晚学盲言》等,有关历史方面的文字,也“皆以文化为中心”。
钱穆晚年对他一生著述曾做过这样的总结: “我一辈子写书写文章,大体内容,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。一是文化传统;二是国民性,亦即民族性;三是历史实证。中国的文化传统,中国的民族性,可以拿中国历史来看,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。”[11]可见,钱穆一生学贯四部,著述达千万言以上,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,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,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、冲击下,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。所以,他毫不掩饰他一生传道授业,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招魂,为中国文化招义勇兵。有一次,他在素书楼家中为学生授课,讲课将毕,他环顾学生,脱口说道: “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,而是要招义勇兵,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!”学生听后,如受电击,顿时胸热目润,气涌顶门,心中喊道: “天啊,也有这样的老师。”学生明白了,老师上课不是在讲书,而是在作战。作战是要拼命的,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来才行。难怪钱穆讲学,直到望九之龄,仍然那么不厌不倦,那么富有生命力。
20世纪是中国文化遭受西方物质文明冲击最严重的时期,在西方强力文化的震荡、冲击下,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,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。在社会巨变的时代中,人们急于想知道他们是谁,属于何处,将走向何处去?台湾学者胡昌智在《怎样看〈国史大纲〉》一文中对此做了形象的说明:
欧阳锋在金庸的小说《大漠英雄传》里,有一次忽然忘记了自己是谁,像得失心疯一样不住打转,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。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。近代史的人们并不是忘了自己是谁,而是想去忘掉是谁,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过去及过去中大家所熟悉的习惯、价值。可是,因为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的举止及行为中,因此,对“过去”的否定,无形中就是对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。与欧阳锋比起来,人们得的虽然不是失心疯,但极度自虐自恨带来的痛苦又有甚于彼。
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中。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民族自身传统特征,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,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大问题。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“文化迷失”深感痛心,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,无以挽狂澜于既倒,所以他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,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,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。瑞典学者马悦然(Goram Malmqvist)说: “钱穆在本世纪(20世纪)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,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,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。在钱穆看来,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,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,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。”[12]胡昌智说钱穆的著述,为中国文化提供了认同。余英时也说他老师一生中的工作,在追求中国文化的认同,并为后人提供许多传统文化内部资源,以供国人选择,他甚至用“一生为故国招魂”来诠释其师的志业,可谓一语中的。
钱穆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,在文化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里,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,他孜孜不倦地向国人阐述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,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,目的在于想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寻找一条路径。钱穆所提出的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方案,其实就是所谓的“文化救国”。他曾多次指出,中国人要救中国,只有一条路,就是中国的文化,中国民族之前途,其唯一得救之希望,“应在其自己文化之复兴”。因此他把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视为一个时代的元气和灵魂,希望用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来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气,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指明一条路径。他说: “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、民族精神,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,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,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。我们必得有元气、有生命、有灵魂,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。元气断了,生命绝了,灵魂散了,一切也完了。我们要根据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打开当前一条出路,来寻求我们此后的新生。”
按照钱穆的理解,“文化自救”有两条路径:
其一,在一般社会里,全中国人来一个广泛的运动,努力学做一个中国人,学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中心,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,“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”,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都应负一份责任。所以他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,中国文化就在我们中国人心里。复兴文化应“从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开始”,因为“心的凝聚与团结,就成为一种时代精神,也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”。所以,“我们今天来提倡中国文化,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,做一理想的中国人”,“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,配合起来,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社会”。
其二,把文化复兴的主要力量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。钱穆认为,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士、农、工、商组成的“四民社会”,其中心力量就是知识分子“士”。因为“士志于道”,故常能“以道存心”。这里钱穆所说的“道”,即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大统。既然“士”是“道”的承担者和实践者,他就应为中国文化承担道义和责任。
钱穆晚年十分关注知识分子问题,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,他就写有《中国的知识分子》,80年代初,他又连续发表《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、《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等论文,在92岁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中,他也以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为讲题,以王安石、司马光为例,来阐述弘“道”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。钱穆一再强调说: “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,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,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。更重要的,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,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。可说中国的士,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。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个和尚,或是双料和尚,而不仅是一个有知识的读书人。”[13]在钱穆看来,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,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业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、社会、文化的时代关怀感。只有具备了类似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,否则的话,只能算得上是“一个拥有知识的读书人”。
钱穆认为,传统的士人精神,在当今功利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恶性膨胀中失落了。他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,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,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,只讲个人权利,不讲仁爱与牺牲,于是“四民中少了一民——士,社会骤然失了中心”,变成了一个没有重心、失去了灵魂的社会。所以他大声疾呼,在当今的社会里,应重新恢复 “士”的精神来做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,应弘扬“士”的精神来重建民族文化之“道”。
钱穆的“士”是文化承担者的观点为他的学生余英时所继承。余英时把“士”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考察,写成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对中国历史上“士”阶层的发展和演变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。余英时指出,中国有一个延绵不绝、近乎“一种宗教承担精神”的知识分子传统,从孔子“士尚志”、“士志于道”,曾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李膺“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”,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张载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到明末东林党人“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”,中国“士”阶层都承担着“知识”和“社会良知”的双重角色。因此,中国传统中的“士”,作为一个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,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类似于西方近代“知识分子”的作用。所以余英时宣称,“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”,在今天的文化重建中,作为文化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,应继续承担这一重任。这些见解,直接是对他老师钱穆的观点的继承。
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研究,对“士”精神的论证和弘扬,是钱穆晚年关心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。有一次,他在家中为学生讲中国知识分子问题,讲什么是“读书人”,什么是“士”,讲“士尚志”,“士志于道”,士不耻“恶衣恶食”,“士任重而道远”,讲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,讲顾炎武的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,“天下兴之,匹夫有责”,讲中国文化的韧性与生机,突然口锋一转,略带激动地说: “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,又是什么国学大师。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,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。我哪里是要当什么大师,其实我心里真正想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。”
“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”,这才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,它既是钱氏人生理想的真实流露,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担当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共同努力指数
Image
共同努力贡献者:雷立辉

登录才能评论